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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力高考|高考作弊要不得,罚款判刑毁一生 ——湖南嘉禾高考作弊案

发布时间:2022-04-13来源:

案情:

2000年7月,湖南嘉禾县爆出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最大的高考集体舞弊丑闻,在嘉禾考点参加考试的507名考生中,已经调查发现有236份雷同试卷,涉及192名考生,而涉嫌高考舞弊丑闻的19名当事人已被查处,2001年9月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嘉禾县教育局副局长、县招生委员会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作出一审判决,以滥用职权罪判处被告人胡平顺有期徒刑二年。

记者视角:湖南嘉禾县高考作弊丑闻曝光始末

作者:刘向晖

转自:《新闻记者》

2000年8月25日 16:00

嘉禾高考舞弊丑闻能大白于天下,得益于一群有社会责任感的人。

高考前夕,湖南经济电视台接到一个自称是“有正义感的观众”的匿名电话:郴州市嘉禾县往年高考舞弊现象十分严重,今年仍可能再次爆发大面积的高考舞弊,请媒体予以曝光(另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,《羊城晚报》记者赵世龙也获悉嘉禾县近年高考考风不正,想现场抓拍一些舞弊镜头,经实地考察,觉得单靠照相机力不从心,于是便与湖南经济电视台联手行动。———编者注)。7月5日,湖南经济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潘瑞林、摄像蒋小勇与一名司机奉命前往嘉禾进行暗访,整个暗访都是在外界不知不觉中进行的。

嘉禾是湖南省面积最小的县,任何外来的东西很快就能引起当地的注意。为了不暴露行踪,三人在嘉禾宾馆登记住宿时,用的是司机那张身份证。在考点外,三人找到一栋具有最佳拍摄角度的民房,并对房东称,要到房顶上看看表妹高考时的情况。

7月7日,司机将潘、蒋两人送到拍摄点后,立即将车开走。潘、蒋两人带着摄像机从侧门爬上四楼房顶阳台。为了保险起见,他们在阳台上晾了几床事先带来的床单,床单中间挖了个洞,以便于拍摄。藏好设备后,他们一边坐在屋顶闲聊,一边观察对面考场情况。考试开始20多分钟后,开始有学生舞弊,随后的舞弊现象越来越令人触目惊心。

两位记者一个用“掌中宝”摄像机透过床单上的洞站在床单后拍摄,另一个则将笨重的大摄像机架在阳台栏杆上,用一床大毛巾被罩住摄像机,人就钻在毛巾被中,通过毛巾被上挖出的洞向外拍摄。在毫无遮挡的阳台上,盛夏的阳光火辣辣地照射着。尽管是光着膀子,躲在毛巾被里的记者仍然感到热浪灼人。然而,拍摄到的触目惊心的舞弊现象让他们忘记了炎热。下午,两人再次前往拍摄。为了以防万一,两人共拍摄了3盘带子,分别藏在不同的地方。

高考第一天所拍摄到舞弊镜头录像资料长达180分钟,足以说明嘉禾考点存在着大面积的舞弊行为。为了不出意外,三人于当日下午带着录像资料立即撤离嘉禾返回长沙。

中央电视台《焦点访谈》记者获悉后,7月8日也赶到现场接着拍摄。由于高考还要继续进行2天,为了避免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,一向讲究新闻时效的湖南经济电视台破例决定,推迟至7月9日中午播出。在审稿过程中,湖南经济电视台只称嘉禾某考点有舞弊现象,我们准备予以曝光。审稿者当时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,于是大笔一挥,震惊全国的嘉禾高考舞弊丑闻就这样被揭露出来。

7月9日中午,我和往常一样,在办公室里收看省会各电视台的新闻节目。当转到湖南经济电视台频道时,不禁为看到的新闻拍案叫绝。经济电视台以长达5分40秒的无声画面,披露了郴州嘉禾高考考场舞弊百态,电视画面极具视觉冲击力,考生公然作弊的行为令人触目惊心,监考人员表现出来的麻木让人瞠目结舌。

看这条新闻时,我的第一反应就是“好新闻来了”。虽然经济电视台已经最先披露了嘉禾高考舞弊丑闻,在新闻的时效方面也具有绝对的优势,但报纸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,可以能进行多层次、多角度的深度报道,而这一点恰恰是电视媒体所望尘莫及的。

看完电视新闻,当时就想立即赶往嘉禾进行采访,但心中还存有许多顾虑:在现在的新闻环境下,嘉禾高考舞弊丑闻经媒体披露后,必定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,有关部门很可能会对省内的新闻报道进行全面封杀,说不定我还在去嘉禾的路上就被急电召回。即使我将舞弊丑闻全部调查清楚,稿件也不一定能见报。因为这种事情并非没有先例。

犹豫之间,我还是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。9日中午,湖南省教育厅、监察厅联合召开紧急会议,商讨处理方案。下午4时,两厅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赶赴嘉禾进行调查。

下班后,总觉有一种力量在心中激荡,让自己坐立不安,这样的新闻如果不去采写,就如一名有社会良知的警察,坐视身旁的窃贼肆意妄为。我当即收拾行李,带上几套换洗的衣服,到报社领取了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,主动向报社领导请战,并陈述自己要去的几条理由:高考是我国第一大考试,高考考点大面积舞弊本身就是一桩重大新闻;况且嘉禾舞弊丑闻发生湖南,而高考今天上午才全部考完,更使得新闻本身对《长沙晚报》的读者来说,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亲近性。报社领导仍担心我到嘉禾后,采访不到内幕。我表示,不管能否采访到内幕,我能参与这样的采访,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,即使受到挫折,未能成功,但挫折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经历,对我以后的采访大有帮助。社领导最后说:“好吧,注意安全。”

匆匆买好晚上11时49分到郴州的火车票,10日凌晨4时40分到达郴州。嘉禾县离郴州市将近90公里,趁新闻封杀令还没有下来,越早赶到现场,能得到的东西也就越多。稍稍休息后,时间尚早,通往嘉禾的班车还没有起程,我立即包乘一辆的士前往嘉禾。没想到的士司机是一个生手,开起车来慢慢悠悠,心急火燎的我接过方向盘,亲自驾车向嘉禾驶去,终于在当日上午赶到嘉禾县城。

我一直从心底真心感谢在嘉禾遇到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,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帮助,才使我得以顺利地揭开嘉禾高考舞弊内幕;更因为是他们的存在,才使我更坚定了当一个称职记者的决心。

抵达嘉禾以后,立即着手进行采访,但总觉得难以深入了解舞弊内幕。在采访嘉禾高考考生时,学生的口径极其一致:首先自己绝对不会舞弊,舞弊的是极少数人,不能因为这些极少数人而影响大多数考生的成绩和学校的声誉等等。在采访监考人员派出单位———嘉禾县教育局职员时,获得的内容虽略有不同,但他们的口径仍是惊人的一致:由于监考人员的工作失误,所以个别考场如306考场存在舞弊行为……然而记者的敏感告诉自己,这绝不是一起偶然的舞弊事件,学生和监考人员口径的惊人一致就说明许多问题,但是怎样才能找到揭开内幕的突破口呢?

在嘉禾,我的外地口音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:一些人提高警惕,一些人开始接近。我几次前往嘉禾一中暗访,都没能得到有价值的东西,但总感觉有人在观察自己。有一次当我走出嘉禾一中校门时,一个当地人走了上来:“你是记者吧?”我看了看他,素不相识,但明显是一个忠厚老实者。我犹豫了一下,点点头:“对,我是记者。”“是采访这次高考吧?”我又犹豫了一下,还是点点头:“对。”“你跟我来,我带你到一个地方,保证有你想要的东西。”我再次犹豫了一下,以前记者采访时遭暗算的事情,难道要发生在我身上?但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?不管会遇到什么,先去看看再说。

这次贸然跟进使得采访变得顺利起来,他带我找到参加今年高考的一些考生,其中包括一些参与舞弊的学生,得知此次大面积舞弊发生的必然性,得知他们舞弊的种种手段和监考人员如何配合……他还带我找到一些熟知嘉禾一中内幕的知情人,得知嘉禾一中的升学率压力和学校设立的重奖,得知一些老师对干部子女考生的关照。在他的帮助下,我了解到嘉禾县以往高考存在的种种舞弊黑幕……在他的帮助下,我搜集到20多名参加此次高考的当地头面人物的子女名单,有某县委副书记、某副县长、某局长……其中还有嘉禾考点考务组负责人的子女。当我要对他的帮助表示一些感谢时,他拒绝了,只是说,他就是看不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横行霸道,他无法容忍普通百姓子弟公平、公正地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被权势所堵塞。他希望我能将这次舞弊丑闻报道出来,那才是对他最大的感谢。

尽管这些信息较为完整地揭示了嘉禾高考舞弊的内幕,但还须官方联合调查组权威调查的证实。由于尚处于调查初期,调查内容又对外界严格保密,再加上调查组本身也处于紧张的调查之中,所以我首次接触调查组时,那些官员对记者毫不理睬,绝不接触。我心犹不甘,仍在苦苦努力。

机会终于降临了。11日上午在嘉禾一中采访时,又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,他见我周围没人,走上来问:“你是长沙晚报的刘向晖?”一见到他,我便有一种预感,我的采访将有重大突破,便毫不犹豫地予以承认。“现在采访搞得怎么样啦?”他问。“还行吧。”我多少还有些警惕。“我经常在长沙晚报看到你的报道,也听说过一些你的事迹,这样吧,中午我给你一些东西。”说完他就走了。

中午,与他在一个安静隐蔽的小房间见面,他带来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:调查组会议记录。上面有湖南省、郴州市两级调查组自9日开始的每次会议的详细记录,在会议记录上,我了解到嘉禾高考舞弊丑闻当事人交代的情况,包括嘉禾一中雷校长的三句话(据悉,雷校长在高考过程中对来自该县教育局的监考员讲了三句话:“不能出现大量答案雷同的试卷;不能出现集体性舞弊;学生十年寒窗不容易。”)等外围无法得知的内幕。在会议记录里,我先前采访到的许多东西都得到了证实。捧着这份绝密的会议记录,当时我激动得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我知道,不仅仅只有记者才具有社会良知,只是记者能有公开的渠道可以让这种良知表现出来而已。在记者的背后,是许许多多有正义感、社会良知者在不图回报地支持、帮助我们,正是这些人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。

嘉禾高考舞弊丑闻调查完成后,我写了5000多字的报道,这可以说是国内极其详细的对该事件报道。但此时我心中并没有一丝喜悦,相反地感到极其郁闷、窝火,因为在湖南,这篇稿件还未出世就已经胎死腹中。7月11日,湖南媒体纷纷召回各自派往嘉禾采访的记者,因为上面打招呼:省内一切媒体立即停止对嘉禾高考舞弊丑闻的一切正面、反面报道,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稿件。尽管《南方周末》随即刊登了我的稿件,但这并不能丝毫减轻自己作为弱势媒体记者的悲哀。

干上记者这一行,便努力想做一个称职的好记者,努力履行“聚焦社会,关注民生”、“老百姓关心的,就是我要报道的”这些我为自己定下的新闻理念。所以我在《长沙晚报》机动记者部供职,一直远离那些会议、活动报道,总是竭力抓那些真正有新闻价值的新闻。不管自己当时有多累,只要一听到有真正的新闻发生,就如同吃了兴奋剂一样立刻精力充沛起来,想尽一切办法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。在令我兴奋的新闻线索当中,有许多涉及“揭丑”的新闻。但由于一些“婆婆”的刁难,一篇报道或一次采访往往就会被封杀,报社有正义感、有新闻眼光的领导也只能为之表示惋惜。往往是记者还在前往采访的途中,就被急电召回,或稿件写出后便被“枪毙”。久而久之,记者便能掂量出何种新闻题材是根本不能碰的,何种新闻题材是费力不讨好的,何种新闻题材是能给自己带来实惠的,大多数记者也慢慢失去了对新闻的热情。久而久之,所剩下的新闻题材就是那些不痛不痒、皆大欢喜的报道,报纸的新闻性、可读性等一些决定报纸发展前途的要素被忽略了,媒体许多社会功能自然就难以发挥。在嘉禾,每天都有当地人守候在嘉禾宾馆门前,包括我在内的记者每人都接到几叠厚厚的申述材料,要求记者对这些事进行采访曝光,而其中有许多是记者所无能为力的。回到长沙后,望着那些沉甸甸的申述材料,心中也总是沉甸甸的,因为我根本对不起他们的期望。

舆论监督是全国上上下下所提倡的,而一旦舆论发挥监督作用时,却时时受制于某些权势力量,这就是弱势媒体的悲哀,也是弱势媒体记者的悲哀。细细想来,新闻界岂止只有我刘向晖一人才有这种悲哀?

小贝随笔:

高考,被很多人视为是寒门学子改变人生的重要途径,中国的高考制度从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废除科举、引进西方高考制度至今已有114年历史,就算从1977年恢复高考来算的话,高考制度至今也有42年的历史了。

自高考制度设立以来,考试作弊就一直如影随形,作弊的方法也从最原始的夹带小抄、东张西望偷瞄、他人代替考试逐步升级成携带手机、携带无线电子接收设备等高科技手段。作弊器材科技含量的升级,使得作弊行为更隐蔽难以被发现,辐射面也越广,每年在重大考试中,都要爆出作弊丑闻,国家为了规避此类犯罪的发生,2015年《刑法修正案九》施行,将考试作弊类犯罪正式写入刑法,法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,组织作弊的,最高可能面临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,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此类的考试的,处拘役或管制,并处或单处罚金。

湖南嘉禾高考作弊案发生在2000年,当时作弊类犯罪尚未入刑,在实务中,组织作弊行为被发现,一般对主要分子也只是给予行政处分,除非情节严重,才会以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罪判处刑罚,当然,此类案件以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罪定罪,法学界还是有争议的,在此不做赘述,如果组织作弊者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,则可以滥用职权罪定罪量刑。

当年的嘉禾高考作弊案,造成一人判刑,203名考生被省教育厅招生考试中心取消2000年高考资格,77名考生相关科目作零分处理,嘉禾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被取消的严重后果,很多人的一生也因此而改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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